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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邪教问题治理
[  来源: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12-24 ]

    一、邪教问题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

邪教问题在中国古已有之。解放初期,各种“会道门”势力不断制造事端,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很快受到严厉打击。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宗教信仰环境的宽松、民众信仰需求的增加,在传统宗教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各种邪教组织也在各地滋生蔓延,威胁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对社会管理提出严峻挑战。按照我国权威部门的说法,邪教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可见,邪教是一种非法组织,不是宗教的“教”,而是一种邪恶的说教。

从社会学角度看,一个人成为邪教信徒,与其生活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主观因素密切相关,而且往往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当前的社会变迁和转型中,由于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利益关系的迅速调整,出现大量新的社会矛盾和纠纷。一方面,在城乡关系方面,相对于城镇地区,农村社会发展滞后。在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农村基层社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严重滞后,留下一片巨大的精神空白地带。如果正统的伦理观念和传统宗教信仰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价值需要,邪教就可能乘虚而入。

邪教问题不仅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对社会的安全稳定与和谐发展构成重大威胁。邪教组织不仅编造散布歪理邪说,制造思想混乱,而且构筑“秘密王国”,制造恐怖事件,危害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不仅盘剥信徒钱财,非法牟取暴利,扰乱国家经济秩序,而且勾结投靠敌对政治势力,伺机乱政夺权。近些年,在推行农村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的邪教势力趁机操纵村民选举,使少数农村基础政权遭到严重削弱,甚至为其所把持。可见,邪教的滋生和蔓延腐蚀着政权根基,危害着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对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构成极大威胁。

    二、邪教问题的根源与危害

(一)邪教“教义”的思想来源

从邪教“教义”的思想来源看,它们既借用、吸收传统宗教的某些观点,又加上了教主和骨干的自由理解和发挥。既有教主“与神交通”得到的“启示诫命”,又有某些人文地理、现代科技的影子。由于兼收并蓄、繁杂糅合,邪教“教义”成为包容性很强的“思想复合体”。这样,各种来源、各个层次的人群都能各取所需,并且在精神层面形成某种共识。

邪教“教义”的构成基础,是鼓吹个人神话教理,实行狂热的教主崇拜。按照宗教社会学者的看法,“个人神话教理是出于典型的病态心理编造出来的东西,其内容以教主的超凡妄想———或自恋或偏执变态心理———为基础,经过那些已经变成为不知疲倦、义无反顾的辩护士式愚蠢追随者们的美化。……教众的轻信一向都是激励妄想型人物们胡编乱造的因素,双方之所以会一拍即合,是因为无论是教主还是他的追随者们全部都需要一种奇而又奇的教理,以使一方觉得不同凡响和威力无比、另一方觉得踏实放心和步入了正途。”[1]150在邪教中,教主通过极力神化自己,使自己从一个凡夫俗子摇身变为“神”。教主往往声称自己得到了神的启示,可以直接与神沟通,因而具有无限的“神力”。

从邪教“教义”的内容看,一般不宣扬“形而上”的“彼岸世界”,而是具有强烈的“入世”意识,表现为对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问题的关注。如果说邪教具有一定的“宗教性”,那么对于邪教组织者来说,“宗

教性”就是欺骗群众、吸引群众以及控制信徒的重要手段。对于邪教信众而言,尽管“宗教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真实的精神寄托,但同时又成为迫使他们忠实履行教主意志的精神枷锁。撕下邪教的“宗教性”面纱,其政治性就会暴露无遗。比如,“呼喊派”宣扬建立“神的国度”、“为主掌权”,把党和政府视为“魔鬼”、“撒旦”、“仇敌”。

邪教组织往往借用传统宗教的“末世论”观念,提出具体的“末日来临”思想。比如,传统宗教的“末世论”认为,世界末日来临时,上帝将根据各人的表现进行最后的审判。但是世界末日何时来临,谁也不知道,因为这是上帝的安排。可见,这一观念具有警醒世人、教化人心的积极作用。而邪教的“末日来临”主张,则完全不同。在邪教“教义”中,世界上发生的一些偶然或尚不为人类所知晓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被说成是“末日来临”的征兆。现实世界被描绘得非常可怕,进而把自身打扮成“救世主”的角色,宣称只有加入或信奉某某教,才是唯一选择,才能得到“拯救”。由此,导致许多民众信以为真、痴迷不悟,并为此“离家别业”、放弃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从而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2]91

(二)邪教组织的运作方式

邪教组织之所以能吸引信众,也与其运作方式密切相关。针对西方社会中个人皈依教派的问题,美

国学者格洛克用“短缺”理论做了解释。他区分出五种类型的剥夺:1、经济剥夺,这既是一种生存状态,更是一种感觉,即感觉到自己是个穷人;2、社会剥夺,指在权力、社会地位方面的缺乏;3、肌体剥夺,主要是指疾病;4、伦理剥夺,就是当人们感到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和规范不能回答生活的意义时,这种剥夺就产生了;5、心理剥夺,就是当人们经历剥夺,却感到没有能力直接去克服产生剥夺的原因时,人们便会寻求感情上的放松。基于上述的一种或者多种剥夺,许多民众自愿或被迫投身到邪教组织寻求需求满足或精神慰藉[3]132

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精神信仰的缺失和伦理道德的滑坡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然而,许多民众特别是农村地区民众缺乏基本的宗教知识,对宗教信仰的理解比较肤浅。在他们看来,无论是正是邪,只要是“教”就信,只要能满足或寄托自己的“理想”———诸如治病、发财等,就认为是正当的宗教。如果信仰、超越的精神需求无法通过正统宗教或其他渠道得以满足,邪教就可能获得滋生的空间。

一旦进入邪教组织,信徒就会受到组织和精神的双重控制。许多邪教在组织上属于全封闭的家庭制,拥有自己的法令及执法体系,有自己的税收、分配制度,在主流社会之外组成一个封闭的小社会,或形成一个独立的地下王国。加入邪教组织,就意味着丧失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过着与世隔绝的集体生活,不准看电视,不准与外界通信,每天要进行长时间的祈祷,渐渐就会丧失思考和分析的能力,丧失了自我,陷入一种极度渴望的痴迷状态[4]354

改革开放以来,邪教组织由于受到政府的严密监控和查禁取缔,往往改头换面,打着宗教的招牌招徕、诱惑群众。在组织目标上,它们刻意淡化政治色彩,试图钻法律空子,打“擦边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邪教组织还会通过经营企业“以商养教”,依托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合法掩护非法,以公开掩护秘密。在受到监控和打击后,邪教组织的内部结构更加严密,层次更加分明,等级更加严格,垂直领导、单线联系特征更为明显。随着科技手段的普及,邪教组织还会通过网络串联,网络策划,网络宣传,落地行动,使虚拟与现实相结合,行动更为诡秘。

    三、治理邪教问题的法律实践

(一)国外治理邪教的法律实践

邪教问题是个世界性问题,与国际恐怖主义并称为当代世界两大瘟疫。从规范制度的完善看,针对邪教的滋生和蔓延,各国相继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邪教组织的限制和管理。其中包括完善立法、健全管理机构、划定邪教种类、加强执法和司法等方面。比如,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制造沙林毒气事件后,日本政府于1997年修订了《宗教法人法》。其中规定:加强监督管理,要求宗教法人要增加活动的透明度,接受外部监督;健全宗教管理机构,对宗教法人实行全国一元化管理,充实专管机构和人员。1998年底,奥地利议会通过一部有关宗教的新法律,规定了宗教社团申请登记的条件。出于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健康或道德考虑,一些宗教社团将被拒绝登记。

在法国,邪教活动一直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重要治安问题。1998年10月,法国政府为加强对邪教

的监控和打击,专门成立由司法、内政、国民教育、就业、国防等5个部门组成的“打击邪教部际委员会”,

以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统一,有效打击邪教组织活动。2000年6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一项

惩治邪教的法律,明确指出“邪教组织是实行集权制的社团,表明或者不表明其宗教目的,其行为表现侵犯人权和危害社会平衡”,将邪教确定为“精神操纵罪”。2002年5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加强对有损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邪教组织的预防和镇压法》,规定今后凡被判犯有人身或精神造成伤害等罪行的邪教组织,法国高等法院将依法予以取缔。

在价值观念层面,西方国家一般遵循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认为政府无法根据某个宗教的教义和信仰来判断正邪,世俗政权不能充当信仰问题的仲裁者。然而,基于社会管理的需要,政府对邪教组织和活动不能置之不理,因而会通过运用现有法律,或修订现有法律,给邪教组织及活动的合法化设置一些障碍。这种法律实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由于不能将邪教与新兴宗教割裂开来,往往使得邪教拥有合法地位,养虎为患,最终可能对社会造成更大危害。

(二)我国治理邪教的法律实践

    新中国建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邪教犯罪没有被列为一个单独的罪名,而是融入会道门犯罪这一罪名之中,并且对于会道门作为反革命行为加以打击。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的很长时期,打击和处理邪教的依据,主要是政府部门的政策规定,或者适用《刑法》中的其他罪名。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对“呼喊派”、“门徒会”、“全范围教会”、“被立王”、“灵灵教”等各种邪教进行打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了对邪教犯罪的专项治理行动。然而由于缺乏邪教罪名,在打击处理过程中,或者应用“组织、利用会道门、迷信进行反革命活动罪”,或者借助流氓罪、诈骗罪、强奸罪等其他相关罪名依法打击处理。在罪刑法定的时代背景下,缺乏邪教罪名,治理邪教问题往往引起某些不利影响。直到1997年新《刑法》出台,才在其中第300条增加了针对邪教犯罪的刑罚措施。新《刑法》不仅规定了邪教罪名,而且将邪教犯罪列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从危害国家安全罪中剥离出去。有了专门的邪教罪名,在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对邪教问题打击处理便有了可以凭借的法律依据。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对《刑法》第300条作出详细的、具有操作性的解释。同年10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出台,明确规定要根据宪法和法律,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

治理邪教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应当依法管理、依法行政。总体上,惩治邪教的法律法规初步32建立,治理邪教步入法制化的轨道。但是,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需要根据社会形势变化加以修订。有学者提出,可以考虑像法国那样制定统一的《反邪教法》,提高相关法律规范的位阶和权威。同时,法律法规的执行和实施,把法律规范落到实处,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四、治理邪教问题的对策

(一)以人为本,关注民生

以人为本落实在治理邪教问题上,就要注重从个体入手,深入邪教信众的内心世界,具体分析信众个体的心理活动,探究他们信“教”的原因和动机。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转化措施,体现社会的人文关怀。邪教的滋生与诸多社会民生问题有关,关注民生是治理邪教问题的基础环节。社会转型时期,“三农”问题、腐败问题、通货膨胀、医疗费用高昂、教育乱收费等,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民众的宗教信仰选择。当前,为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需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发挥其“减震器”作用,降低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提供解决问题的渠道。通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等保障措施,实现社会安全和公正,确保每个人都能超越基本生存底线,有尊严地生活下去。总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尤其是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是预防邪教滋生的根本途径。

(二)加强科学教育,培养健康生活方式

加强科学教育,有利于揭露邪教组织的欺骗性、残忍性和反动性,认清其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的本质。针对邪教信众,政府和社会要通过科学教育,使他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借助寓教于情、寓教于法的方法,使邪教信众充分认识邪教的本质和危害。同时,帮助这些群众解决现实问题,引导、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劳动和文化娱乐,与正常人群、与社会生活保持密切接触,使其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动逐步向外开放,进而脱离封闭的邪教组织控制和精神束缚。作为治理邪教的重要步骤,需要在全社会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加大科学文化普及工作的力度,增强全民防范和抵御邪教的意识与能力,引导公众主动自觉地拒绝邪教的侵袭。

(三)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求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全社会的法制意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社会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纽带的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价值目标,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从本质和功能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治理邪教的思想源泉,也是根本动力。

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在于解决好以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差距和社会分化问题。为此,要求切实改变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打破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打破户籍、土地、税收、社会保障等问题对农民的“限制壁垒”;深化利益分配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对暴富的制约机制;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对财富的监督,提高国家对贫富差距的控制能力。在纠纷解决和社会控制等方面,要维护每位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建立和运作公平公正的司法制度。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依法维护群众权益,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可以说,规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社会结构的均衡合理,是预防和打击邪教组织、铲除邪教滋生土壤的关键环节。总之,治理邪教问题,既要建立健全相关的规范制度,更要从精神价值层面入手解决。

 

 

【参考文献】

[1] [西班牙]佩佩·罗德里格斯.痴迷邪教:邪教的本质防范及处置[M].石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2]  社会问题研究丛书编委会: 论邪教[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3] [美]罗纳德·L·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M].薛利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4]  王作安.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作者:王宏选 张麦昌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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